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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堂之人

文章作者:农业专栏 上传时间:2019-09-02

(房荣林口述 姜红整理)

叔父,我从小就认为他是“叱咤风云”的人物,于前天(农历七月初二)中午离开了我们,在即将迎来89岁生日(农历七月初七)的前五日,走完了他“不平凡”的一生。

一九八七年元月,我在阿克苏进修,住在农一师教师进修学院。由于外面冷,晚饭吃得早,我们就躲进宿舍里,准备闲谈之后,再上教室去补笔记。

五十年代,叔父卫校毕业,分配到长安县斗门镇卫生院工作,因距家远,回家开办诊所。那时农村还没赤脚医生,他在村里可是响当当的“大医生”,谁家人有个头疼脑热、肠胃不舒服都要找他,他对每个病人都能热情接待。后来有了赤脚医生,他的诊所慢慢萧条了。

得到消息无主张学生帮忙分头找

文化大革命时,他先是公社的革委会主任,后是民兵队的队长,每次公社开大会,他都在台上挥舞着皮带,大声吆喝着。那时的他非常“风光”,提起他的大名,全公社没有不认识他的人。他每天都忙忙碌碌的,早出晚归。

这时候,有人来敲门,门一开,来的是孔星隆(原八团中学的学生,八一农学院毕业,当时分在师机关工作,现在是兵团副司令),他是下班后赶过来的,他对我说,刚才接到八团中学的电话,说我的儿子走失了,根据线索,十有八九是冲着我来的,希望老师在阿克苏找一找。我送走了小孔,心里火急火燎了,第一个想法是先把情况再问清楚些,当时没有直拨电话,我立即借了一辆自行车赶到阿克苏邮局,可是已经关门了。那么怎么找呢?偌大一个阿克苏,我跑得过来吗?我突然想到了樊琳,他是我的得意门生,在农一师公安处工作,让他帮帮老师。他家住在卡坡上的汽车四连,我又火速地赶到樊琳家,他们还在吃晚饭。他的父母见我急成这个样子,安慰我说,找人的事情就交给樊琳,他会有办法的;樊琳也对我说,老师放心,他可以发动八团在阿克苏的学生,分头去找,让我先回进修学院等着。就这么办了,这时候,大概八点还不到。

文化大革命后,他闲了下来,在家种着村里给分的几亩地。

我和衣蜷宿在床上,等樊琳的消息。十二点刚过,樊琳来了,他说,总共叫了十几个同学,在阿克苏的大街小巷像木梳蓖头发似的蓖了一圈,没有发现街头上有流浪的孩子。他问我:“老师,下一步怎么办?”我说,可能儿子没有到阿克苏,准备明天赶回八团再去找。樊琳说,他抽空也会赶回八团来的。说完,他告辞了。

八十年代初,乡政府(已不叫公社了)把水库承包给他,水库周边还有八十亩地,他就种植小麦、玉米,但他种的不是普通的粮食作物,而是种子,所以每年找他换种子的人特别多,几年下来,他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。

无可奈何回八团再寻儿子借摩托

到了九十年代,农村盖房子的人特别多,砖就供不应求了,于是他转行办起了砖厂。尽管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,但劲头丝毫不低于年轻人。在砖厂与他的二女儿、小儿子一起经营,风风雨雨十多年,挣了近百万元。2009年因砖厂租赁合同到期,他已是81岁的老人了,这才停止工作。

第二天清早,我就到公路上拦车子(正常的班车时间太晚,我等不及),这时候,樊琳他母亲也赶来了,说她是汽车营的,人比较熟悉,找车容易些。果然,她很快就给我找了一辆去塔里木农大的轿子车(就是普通的客车,这是新疆老百姓的叫法),并把我送上了车,好像车票也是她给我买的。我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八团。

叔父还有个拿手本事——会做席面。在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,村里人有个红白喜事,都邀请他做席面,他做菜为主家考虑,从不浪费,而且做的菜非常好吃,所以,家家过事都请他。因此,他在村里的人缘不错。

回到学校,看到妻子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,一问情况,原来孩子是前天下午走失的,学校当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,组织了好几批学生外出去找,包括周围的渠道、林带,以及附近的戈壁滩都进行了仔细的搜索。所以,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,教学中心主任沃良娥才给孔星隆打电话,让他把消息传递给我。有个拖拉机手小孙,即高医生的小儿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,说孩子走失当天下午稍晚一些时间,他从阿克苏拉货回来,在八十三公里五干渠闸门处看到过孩子,他知道是我的儿子,就是没有仔细考虑孩子怎么会往阿克苏方向走的。后来大家都说找孩子,才想起了这件事。一个大冬天,又挨饿又受冻,两个晚上过去了,孩子会怎么样呢!现在,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弄一辆车子,从八十三开始向阿克苏方向沿路寻找,决不能再耽搁时间了。我自然想到了卢良玉,他是我在测量组的同事,当时调到劳改系统机动队工作,手里有一辆三轮摩托车,这是驱车寻找的最佳交通工具。我立即赶到良玉家,他一听是找孩子,二话不说,马上发动车子,带上我驶上了阿塔公路。

他不但在村里的人缘好,也是我们本家人的主心骨。其实,叔父是我们的本家人,因为我们本家在外工作的人特多,在村里没几家,能在村里说上话的人就更少了,所以,我们回去都在他家,有个大事小事都找他,他也热心为我们大家操心!

水上人家细打听库边遭遇牧羊犬

叔父一生给同院本家的好几位老人养老送终。首先是我们的三奶奶。三奶奶有两个女儿,女儿出嫁后就剩三奶奶一个人,叔父就让三奶奶与他们一家一起过,对待老人就像亲生母亲。当然,三奶奶也帮他带大了六个孩子,孩子与奶奶的关系都非常亲。

我们直奔多浪河水库。这是八十三往阿克苏方向第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,是上阿克苏的必经之路,因为公路是从水库中间穿过去的。我们到了水库大坝,沿着下面的通道,往左拐二百米左右,到了管理水库的人家去询问。一个女同志居然看到过孩子,她首先指责我们,孩子丢了二、三天才出来寻找,做家长的简直一点也不负责任。我们只能听凭好心人的数落。她接着就回忆遇到孩子的情景,她说,已经黄昏了,开始孩子往房子方向走来,后来发现有人看着他,又退出去,站在大坝和公路的交界处张望着,不确定去向,这时候天渐渐黑下来了。她又说,你们要寻找,水库到六十八这一段路没有必要去,因为她们巡查安全,基本上每天要转一回。有可能的是右边的荒滩,那里有一条小路,看孩子会不会往那里走。

第二位是大伯。大伯一生没结婚,无儿无女,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,人很面善,老了走起路来背驼的严重,总是背着手走路。

于是,我们谢过女同志之后,拨转车头,向水库坝下右边的荒滩进发。这一走,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第一,这里没有像样的路;第二,这里是维吾尔老乡的牧业点,放着好几圈羊群。最让人害怕的是牧羊犬,它又高又大,样子凶悍的很,它见摩托车入侵它们的领地,就追着猛扑上来。良玉是个训练有素的车手,对我说,他车前有挡风玻璃,狗扑不到,而我坐在车斗里,是完全暴露的,必须严加防备,他又说车斗里有一根木棒,只要狗扑上来,就打,否则一旦被牧羊犬扑倒,后果不堪设想。良玉的战前布置是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做出的,我也迅速做好了积极应战的准备。问题严重的是,我们要对付好几条狗:离开了这一群,这一条牧羊犬不追了,可是却靠近了那一群,那一条牧羊犬又追上来,最危险的是处在两个羊群的中间,牧羊犬左右夹攻,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,我这辈子,也总算有了一次见识。好在良玉牢牢控制着方向盘,看清脚下没有路的路,在里边绕了不知道多少个s形圈子后,终于左冲右突逃离了险境。

第三位是二伯。二伯本来有一双儿女,都长大了,不知道为啥与二妈走了,再也没回来。年老的二伯,只能由叔父养活了。

回到大坝心未定公路两边细搜寻

第四位是我们的小叔父,也是叔父的亲弟弟,因为是疯子,当然没结过婚。但疯子叔父对我们本家的小孩都很好,他喜欢我二哥,喜欢他哥哥的每一个孩子,还给我买过甜面酱(我小时吃饭挑三拣四,就喜欢吃甜面酱,他进城就给我买了一小碗甜面酱)。

我佩服良玉的沉着镇定,慌而不乱,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把车开得稳稳当当。我在对付牧羊犬的时候,脑子里曾经闪现过一种不祥的念头:如果车翻了怎么办?所以,回到水库上,我依然惊魂未定。

可喜的事,尽管叔父这一辈人很少,但他的子孙后代却很多,昨天堂姐告诉我 ,她们兄弟姐妹六家的孩子、孙子加起来已是56人了!

我们的目的是找人,也没有时间去回顾刚才的惊心动魄,从我们的遭遇来看,孩子是不可能往这个荒滩方向走的。因此,我对良玉说,现在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,只有盯住七十四到八十三这中间的公路两边,其他就不去考虑了。良玉说听我的安排。

叔父,一个能干的老人走了,我们一大家人不会忘记他老人家。

我为什么一定要盯住公路的两边呢?只有实地观察一下地形就清楚了,因为这一段公路的路基,全是推土机从两边就地取土推上来的,每一辆推土机的作业面,就是深深的一道槽子,一旦路基推好,机子撤离,公路两边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就留下了千百道凹槽,站在公路上,看不到槽子的底部。我怀疑,如果孩子走不动,从水库折回来,冻得受不了了,或许走到槽子里躲一躲风寒,所以,我坚持要下槽子去看一看。于是,我和良玉分了工,他下这一边,我下那一边。

愿叔父一路走好,在天堂安息吧!

这是非常吃力的行动,几乎等同于自我折腾:得先开车,走上几十米,然后停下,跑下路基,逐一察看几个凹槽,爬上路基,再开车,再停下,再跑下路基,再逐一察看凹槽,再爬上路基……我们俩就这样反反复复,上上下下,不间断地寻找。我的付出情有可原,可是,把良玉累得气喘吁吁的,我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样搜寻是很费时间的,我们一直寻觅了五、六公里路程,就已经到下午三、四点钟了。大清早从阿克苏出发,回来后,始终不停地奔波着,到这时候,我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,因此,只能偃旗息鼓,返回学校。

天下好人处处有,关键时刻伸援手

卢良玉把我带到五干渠桥边,我们正要分手时,教学中心的沃良娥与其他几位老师踏着自行车也准备过桥回家,他们看到我们风尘仆仆寻人回来,远远地就向着我大声叫喊,说儿子找到了,我听了真有点将信将疑。

待她们来到我跟前,听沃老师详细跟我一讲,我才一块石头落地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:孩子确实走到了阿克苏,只是没有进城。时间是孔星隆接到电话,但尚未通知我的时候,也就是我在进修学院刚吃好晚饭的那一刻。由于冬季天黑的早,孩子走到阿克苏外围盲流人员聚居区,实在走不动了(只有十一岁的孩子,能够三十小时走八十公里路,也实属不易),看到路边有一辆小货车,想钻进去歇歇,可是弄出声响被主人发现。主人是安徽人,老夫老妻,有一个儿子,问清楚缘由,知道是八团走来的,当晚就让吃了饭并留了一宿,第二天一早老人就把他送到附近的八团驻阿克苏砖厂,交给了那里的领导。沃老师还告诉我说,明天可能就会派人送回来。

这真是天下好人到处是,关键时刻伸援手。原本,我这里还为了孩子无处寻觅而揪心,然而却得到了这样的好消息,我简直高兴得连心都要爆炸了。这一夜,我总算睡了一个囫囵觉。

陪同我儿子回来的竟然是樊琳。我预先做了一桌好饭菜,留樊琳喝了一点酒才让他走,这总算也是我对学生的一点感激,否则,我太对不起他一家人了。而儿子,早已经被妻子搂进怀里,看着冻得像高庄馒头的手背,心疼不已,泪留满面。我劝她不必太伤心,毕竟孩子在众人的帮助下,已经回到身边了。

接着,我返回阿克苏继续进修。特地抽空去感谢了砖厂的领导。砖厂的领导说应该感谢的是那二个安徽老人。于是,我约同一起进修的徐建奇老师,又专门去寻找那两个安徽老人,买了一条好烟,买了一点糕饼、糖果,表示一下家长的心意,感谢他们救了我儿子一命。那两位老人确实很慈祥,长了一副好人好面相。我相信,他们一定会健康长寿,胜造七级浮屠。

如今,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,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寻找儿子奔波的艰辛,可是,我更忘不了那些帮助我寻找儿子的人们,他们共同写就了“一人有难众人帮”的感人事迹。我就把这篇回忆,献给世上所有的好心人,包括男人和女人,包括老人和小孩,祝他们幸福安康,一生平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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